李不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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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热评,还是低估了《流浪地球》的意义

 

一、

春节回来的第一件事,是迫不及待地去电影院感受大片《流浪地球》。

尽管已经被剧透了不少,它还是有两个地方超出了我预期。

第一是电影的制作水准。冰雪地球、悬崖滚石、木星吸引地球、重型车队、地震与太空爆炸……那种逼真的酷炫感觉,估计就算是好莱坞的制作技术也不过如此吧?如今中国电影人能拿出这个层级的出品水准,这就足够令人振奋的了。

第二是电影情节设计。在以往美国人的科幻片叙事中,不是去其他星球探索新世界,就是其他星球的物种造访地球带来的人类危机,还没见过太阳都要吞噬地球了,还放不下家园,连逃生都要带上地球一起跑,这个设计不但格局够大,而且很有东方精神,绝对made in China。

仅凭这两点,就让我那颗平时习惯深度潜藏的自豪感浮出了水面,这次真的是厉害了啊,我的……新世代电影人。

可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个。

实际上,《流浪地球》带给我的振奋,超出了电影本身。

为什么呢?

我说几个事情。

二、

第一件事是关于文学的。

我国的现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那个阶段,王安忆、王蒙、张抗抗、方方、余华、毕淑敏、霍达、顾城、北岛等一批作家是有过精神上的探索的,也出过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

可是自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就已了无生气多时。似乎就像晚清八旗子弟一样,除了遛鸟、逛戏园子、玩玩鼻烟壶、谈谈花花草草之类的浮华之外,已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干了。

作家残雪曾经说过几段话,批评过这种情形,她说:

“王蒙在新世纪里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不但创作上大大倒退,而且还抛出他那套老于世故的、圆融的传统哲学来毒害青少年,一时居然洛阳纸贵……他的“老王哲学”说来说去就是传统的那套为人、为官之道,他自己不知道有多么自得。可是从那里面你哪里能看得到一点现代性的东西啊?他那种哲学,放到几百年以前也是最好的人生哲学,为官的学问……保持那种白日梦的心态。”

“再一个例子是阿城。一开始写过一两篇好小说,马上江郎才尽。这是因为他在传统中浸淫颇深,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现在的社会也不再有古人为文的基础了。结果是非常尴尬,到了后来简直就是在强写,堆砌辞藻了。于是只好放弃,从此不再写小说。”

我很赞同残雪的这些判断。

虽然人人都看到了大雪覆盖下的泥泞,但是人人不说,只有她勇敢地说出来了。那些每几年就评选一番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自从上世纪90年代过后,这么多年评了那么多奖,你记住了哪一部作品吗?又有哪个作品是有影响力的呢?倒是关于评奖本身,印象中好像记得贾平凹写过那么一段,说他的《秦腔》获得了好像是茅盾文学奖什么的,他就庄重而高兴的吃了碗面……可是《秦腔》现在有人听说过吗?

就没听说过哪怕有一部作品影响了时代。

事实是,很多作品连时代的注脚都配不上。

不客气的说,大部分作家们恐怕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种朴实叙事的作品也写不出来了,反倒是耳闻了不少为了评奖请客吃饭、争得头破血流的丑事来,评奖都快成了小圈子里彼此情面照顾的事了。

真是可惜了这个时代。

本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来,是一个草莽生长、热流奔腾、人性焦灼的时代,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没有创作出划时代的作品、无法把它表现出来呢?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再也无法涌现出像从前的鲁迅、老舍、茅盾、沈从文、巴金、曹禺那样有时代力量的作家了呢?

因为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作家在思想上、精神上,就都已经停滞了。

他们心灵的源头,断流了。

正所谓文如其人,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某种精神激动、信念上没有某种滋养、心灵上没有某些光源,你让他如何凭空造出一个伟大作品呢?

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群体的事。作家群体,也不过是我们文化出了问题之后最直接、最明显的表征罢了。

也就是说,这种现象是整个社会的事,它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文化上的困境:旧的肌体已经难以给予人们心灵上新的出路了。

这正如一块庄稼地过了很多春天都不能开出美丽的花,那一定是土壤出了问题。

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情。

三、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是想起了几个人。

一位是我十分喜欢的徐克。徐克的电影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无论是早期的《笑傲江湖》《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系列,还是近期的《智取威虎山》,都将传统的东方动作片拍出了魔幻现实的味道。比这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古装片中与那些陈旧的打打杀杀的动作片不同,徐克不显山、不露水地通过令狐冲、金镶玉、黄飞鸿等角色传达出了多样的现代精神与人性,处处洋溢,不由得你不喜欢。

可是一路追看到今天,却发现徐克电影的表达形式是越来越华丽了,思想却是愈来愈趋于荒芜。

透过近期影片,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精神世界变得飘荡、向着狭窄走去……这应该是徐老怪内心的“人生终极出口”出了问题。

人生终极出口为什么重要?因为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我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最后都终归难免一死,既然如此,人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发展出留存至今的不同文明。

这个答案是支撑不同文明存续下来的内因,同时也是推动它发展下去的动力。

比如说,西方文明的答案是在今世实现“救赎”;印度文明的答案寄托在来世的“轮回”;而我们儒家文明的答案,则是通过人生的修身,在心性上实现“止于至善”。

可是到底要怎样去“修身”呢?什么又才叫做“止于至善”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模糊。历来儒家也没有完全说清楚,或者说不同历史时期的答案也不一样,比如说汉代的官方说法叫“天人合一”,宋代又叫“存天理、灭人欲”,清初又兴起了“经世致用”的哲学。

表面上模糊的说法,具体到个人的理解又多有不同。这种不同在平时倒也没有什么,但是一旦遇到重大变故,那就会突然间变成很急迫、很麻烦的问题了。这些“重大变故”包括战争、灾难、文化冲突、重大疾病、生命进入暮年等等……这个时候的人必须要明确、清晰地回答出生命的意义,使得他能够得以免于惶恐、暴躁、焦虑、抓狂,能够心有定见地面对一切变故。

这种答案,也将根本上决定当事者的行为选择:是顺从还是抵抗?是放弃还是改变?是颓废还是积极?是慌乱还是镇定?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终极关怀”。

尤其对于知识精英来说,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越是在今世取得华丽成就的知识精英,就越是无法逃避回答,不然他无法承受他创造的成就,今生到底所为何来呢?

具体到徐克,虽然我很喜欢他的电影,可是恕我不敬,不得不遗憾地说,徐克的答案已经步入荒凉。

这种情形从他的《狄仁杰系列》影片中若隐若现,到《奇门遁甲》这部片子显露无疑:《奇门遁甲》显示的精神是如此的空虚,那种情形就好比你走在路上,忽然过来一个人跟你说有一个祖传秘方要不要?它可是来自黄帝内经+易经+失传的甲骨文……哪还有半点现代精神呢?

一个人创造了大半生的精彩成就,走到后来却像无数传统的失落士人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阴阳神怪的虚幻之地。

这种情形在张艺谋、陈凯歌身上同样明显。

陈凯歌从前些年《无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近来的《妖猫传》,精神世界一直漫步在神神道道的荒途上,找不到心灵上的家园。

张艺谋这两年端出的《长城》、《影》,前者口碑惨淡就不说了,后者混合着黑泽明《影武者》的痕迹之下,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些宫廷诡计,不同的是,这一回又渗入了阴阳的东西……当我看着邓超、王千源打着铁伞、扭着妖娆的女子身段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时代荒谬感。

这种荒谬感,早在看他大片《英雄》中就充分感受到了,为一个穷凶极欲的秦王暴政硬加上“天下”的名义,并以一众英雄儿女的个人自由做炮灰,这追求的是什么呢?还不如去直接歌颂袁世凯称帝呢。

看着这些名导们的晚近作品,那种感觉很不好,就好像我们的文化一直在迷恋业已衰败的旧日破庙,却浑不知外面的世界早已换了人间。

如果说《廷禧攻略》、抗日神剧之类的影视是俗世浑浑噩噩的萎靡,那么,《无极》与《奇门遁甲》、《影》就是在高山上清清楚楚的自我放逐。

这也包括声名在外的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都是陈旧庙宇里的黄昏恋曲。

它们有什么现代人性上的普遍意义吗?

有什么心灵上的出口吗?

我不由得想起了李商隐写贾谊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席前,不问苍生问鬼神。”

当一个东方的知识精英无法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通常他们的目光就从关怀“苍生”身上转移开去了,他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的鬼怪神灵的路子上去。

在一个衰败的臆想世界里颓废、沉迷,我们文化上是有这个传统的。

在今日中西文化的时代冲突里,在创造了人世耀眼的成就之后,在人生逐渐步入暮年阶段时,这几位华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导演、文化精英的杰出代表,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文化内核遇到了自己心灵上的严峻审问,而人生出口无一例外地走入歧路深处。

相比这些,我倒是很喜爱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等小片,这几碟小菜反而很见时代的精神与光芒。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

四、

我要说的第三件事,是“国学热”。

旁观近十多年来的国学热,它们中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延续了从晚清以来就开始争论的“中学-西学”的关系:从最早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五四运动”反礼教的“德先生、赛先生”,再到后来“文革”中的“破四旧”,都反映了知识精英阶层对文化落后的急迫心情。

如今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整个国家从即将崩溃的边缘走出,迎来了繁荣,物质算是上来了,所以又开始在文化上反弹,大家一看,原来我们文化还是可以很牛的啊。

这种纯学术上的国学热,中西哲学的比较、探索、反思是很好的,没有问题。

但是还有一种流行的“国学热”,就是社会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面目的复兴国学、排斥西学的现象,甚至出现一种什么“华夷之辨”的陈旧论调,说什么中华文化最伟大、西方等其他文化最腐朽……坦白的说,这种声音最能调动起民间躁动的情绪、鼓动起多数一般人“同仇敌忾”的热血,出现不问青红皂白的群体性排外的、保守封闭的冲动。

这种论调、人、事、自媒体,即便为了纯粹的商业利益,那也是十分无良的。

以“爱国”为号召,鼓动民意群情激昂地排外,我们曾经吃过的这种亏还嫌少吗?似乎只要往“爱国”的立场一站,歌功颂德,大力鼓动国学,大声否定西方,那你就是十足的正义化身了。

这种恶,与宫廷剧、抗日神剧、高分贝爱国贼、伪娘审美、保健神品、骂街自媒体、文化贩子是一样的。

都是随风潜入夜,放毒细无声。

我想我们大概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是怎么落后的了,大概已经难以理解“五四运动”的那些民族知识分子当年的心境了,大概也忘了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差一点亡国灭种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了。

复兴国学我是赞成的。我自己也潜心研究了一点儿先秦诸子。毋庸置疑,我们的文化当然有它独特之处,可以从中找到并涅槃出我们心灵的新家园,也可以发展出一些现代性的东西出来。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随便一股脑地端出什么“国学”就可以成为治疗现代中国社会病的秘方,成了我们富强起来的内在奥秘,那么就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情了。

现在有许多人甚至把“国学”鼓吹成了新的商业的风口,还有的人搞出了什么新女德、三字经、弟子规、跪拜礼、古装诵读那些陈腐的旧日鸦片……

这种稀里糊涂的“国学”居然也能成了“风口”,这简直是荒谬得不可言说!这种坏人心的事儿是远比权力腐败、物质沉沦、假疫苗还要危险。

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许多人还来贩卖三纲五常,精神还停留在旧王朝,心灵世界还要像张勋的辫子军一样搞复辟。

像《三字经》这种东西拿去教小孩,你自己分析过里面的权力奴化的愚昧吗?新女德也出现了,你怎么不搞个新老爷德呢?

说点大概算是危言耸听的话,如果不能从精神现代化、现代社会意义上去重新思考那些国学、全盘重新梳理清楚那些毒药与营养合一的国学,贸然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旧文化,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再一次出现新的“五四运动”、新的“文革”。

这才到了哪里呢?学习德俄马列的组织方法建国不过才70年、学习英美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不过才40年,国家刚刚强大一些,日子刚刚好起来一些,就觉得可以停止学习他人先进、翻箱倒柜批发祖传神药、以为老子本来天下第一了吗?

可以说,搞这类陈腐“国学”的人,如果不是一群急功近利的、贩卖文化的商人,就是一些浅薄愚昧的、有意无意的骗子。

须知与之前的文化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相比,如今的文化膨胀一样危险。

而不论是文化虚无,还是文化膨胀,归根到底,其本质都是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在作崇:不是全部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全部夸张自己的文化。

这都是属于有病。

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

五、

这三件事跟《流浪地球》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极大。

特别是在今日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

这个背景就在上文说的现象背后:我们的文化走到了十字路口,旧的儒家文明已经面目全非,传统社会已经回不去了,传统文化也已经无法支持一个现代的中国的精神世界,而新的文化又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世界将要往何处去呢?

取一个中立立场的角度冷静想一想,不论是哪种形式的“西化”,对中国来说也都是行不通的。这倒与对错、好坏、爱不爱国无关。真正的原因是,千百年来,我们骨子里一直就是“无神论”,所以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我们大部分人内心深处的“人生终极出口”。

我们必须发展出自己的新文化—— 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现代东方文化。

有人会说,那么同为儒家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呢?中国香港与台湾呢?

这个话题我不想在这分寸之地的文中展开。

概而言之,正如李光耀所说:“有必要记住,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本土的、源自对山水神灵信仰的“神道教”与中国唐宋时东渡过去的“禅宗”精神是日本文化的两大基石,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合中,它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新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天灾频异的岛国,日本伴随着巨大危机感产生的强烈学习精神是其民族性格的基本特点,学习西方而融入自己的文化信仰,就成了现代日本社会的文化特征。

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日本文化:既像东方的又不像东方的,既像西方的又不像西方的,同时,它又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

在似与不似之间,它成为了一个日本自己独有的东西。就我所知,你完全可以从夏目漱石、村上春树、隈研吾、山本耀司、川久保玲、原研哉等人的作品中体会到这一点。

其他的诸如韩国、中国港台,其实都面临着与大陆一样的问题。只不过他们被其他更大、更引人注意的问题暂时掩盖了而已,例如朝韩统一问题、两岸统一问题等。

他们中,有的投身于似是而非的基督教,有的返身到虚无的修仙炼道的神秘里去了。但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找到真正的人生出口。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是土耳其。土耳其在从传统社会转型现代社会过程中,抛弃自身的伊斯兰传统、全心投入西方文化,结果不但不被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接受,反而被排除出西方阵营,最终造成了土耳其人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茫。

伊斯兰文化不再认可它、基督教文化又不接受它,于是土耳其内部就撕裂了,至今伤痛未愈,深深地困扰着土耳其社会上下。

第二个是阿拉伯世界。与土耳其相反,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潮中,阿拉伯各国一直顽强地坚守伊斯兰文化传统,结果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由于伊斯兰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问题,它无法走出“政教合一”、走向现代世俗社会,导致阿拉伯各国一直没有转型成功,至今仍然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社会,被阻隔在现代社会之外。阿拉伯世界也因此潜藏着巨大危机:一旦有意外的现代事件发生,例如有新的清洁能源取代石油,当世界不再需要阿拉伯的石油时,没有融入现代工业社会的阿拉伯各国,到那时就会注定是动乱之都——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危机。

土耳其、阿拉伯的例子与日本作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即使在文化领域,世上也无捷径可走。

这正如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经济领域必须经过市场化、融入世界贸易浪潮一样,就算你投机取巧在表面上跨过了,最后还得回过头去重新把课补上。

你必须完成的工作,躲是躲不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化界还整日沉迷于祖宗的光影之下、不思进取地自我随性放逐就十分令人忧心了。

它表现在文学、影视、组织文化上,就是流行各种浅薄的物欲实现、宫廷剧背后的权力崇拜、娱乐节目的轻佻与愚智化、伪娘现象背后的人生玩偶化,以及大批文化商人无底线的造假、抄袭与卖弄变现,当然也包括大学在权势面前缺乏独立的学问尊严……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一切严肃的现世努力,最后都不免归于神神道道的精神虚无化、人生游戏化。

正如你之所见。

可是你知道站在你对面的什么吗?

六、

站在对面的,是隐含在物质与财富背后的、骨子里的“清教徒”精神,是基督教清文化本身具有的进攻性、探索性、征服性。

是清教徒在“上帝离开后的世界”重建人间天国——“山巅之城”的信念与终生投入。

在Facebook、苹果、微软、可乐、特朗普等等背后的,正是清教徒改造俗世世界、重建“人间天国”的宗教信仰。不然,你以为google“不作恶”的公司文化从何而来呢?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清教徒文化。(所以,某度搜索不应该自己找个地缝钻进去吗?)

我们一定得清楚,在美国知识精英大肆创造财富之外,是有强烈的非财富的东西在支撑着它发展的。为什么美国富豪的财富捐献会那样巨大?而我们的现世相却诞生出了郭美美?汶川地震时,为什么甚至会因为捐款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

因为我们非财富的东西很荒芜。

而如果在财富之外没有一种现代的“内在驱动”,任何社会的任何财富大厦都是不可长久的。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多数人仍然是不明白的。你看,我有钱了,有实力了,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我办不到的吗?

对不起,有钱你也未必买到长久繁荣。

如果还只是传统的圈子里打转,那么就一定还会逃不过传统的所谓“富不过三代”、“君子五世而斩”的怪圈——当然,如果你说它是历史周期律也可以。

也许你会说基督教文化不也是西方的旧传统吗?它怎么就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在驱动”了呢?没错,基督教文化一直是西方的旧传统,但中世纪之后,经由宗教改革诞生的“新教”、“清教”就能有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在驱动了。

关于这一点,只须读读流行的马克斯·韦伯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尤其是他开篇就列出了种种事实对比,就可以看出一二。

正因为如此,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初,当我们很多人还在手舞足蹈地庆幸美国选了个“二愣子”总统、甚至有人不断揶揄特朗普是我们“老地下党员”时,“李不太白”公号就分析过美国“清教徒文化”的建国基因,说明过特朗普的危险性。可是没有多少人信,大家都喜欢听牛哄哄的赞歌嘛。等到贸易战打起来,有很多人留言说,哎呀,你真有先见之明、预测的那样准——其实哪里是什么预测,只要读过一些关于美国的社会学的书,谁都会明白那是它基本发展逻辑。搞不懂那些专家们怎么就没有从宗教的角度研究特朗普、屡屡被动呢?

同样,我在“李不太白”公号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面对基督教清教徒文化的进攻性,面对西方海洋文明骨子里的开拓与冒险精神,我们明天到底拿什么去面对?当美国输出的都是《星际迷航》、《银河护卫队》、《荒野猎人》、《冷山》这样的充满清教徒精神影片时,我们输出的还尽都是《夜宴》、《无极》、《小时代》以及后宫勾心斗角的宫廷剧、臆想得离谱的抗日神剧、或者咿咿呀呀的无病呻吟之类的东西,岂不是在进行现代文化上的自残吗?

总不能说用汉儒的“天人合一”、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去应对西方海洋文明的进攻性吧?连曾国藩都知道,晚清最牛的大学士倭仁的那套“理学”功夫完全是自欺欺人,不顶用。

我们必须清楚,由于四周天然的地理环境障碍的阻隔,千百年来,中国大陆农耕文明一直是一种内湖文明,最终导致发展出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并通过一次次的自我调整,使得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保守性、内向性、妥协性、折中性,缺乏向外的探索精神(西方体育中所谓的“侵略性”)。

这种儒家文化性格在传统社会虽然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比如说,中原文明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冲垮、多次国破家亡,但相对来说,儒家文化也还是适合传统的大陆农耕文明的,也能够一次又一次消弭掉北方游牧民族的野性,重新主导中原文明走向,就如同红巨星的太阳可以吞噬地球一样。

但当它面对现代世界的工业文明冲击、面对晚清士大夫们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时,儒家文明想要抵御、消弭这种冲击时,就力不从心了。

最终,它要不就是被西方文明吞噬、成为二三流的国际社会成员,例如韩国、新加坡;要不就是借助外来的现代组织方式,比如借助苏俄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如中国、越南。

但外力始终是外力。一个全新的社会仍然要在内里给予自己一个终极答案,仍然要像基督教的自我宗教改革催生新教、清教一样去回答现代文明的“内在驱动”问题——也就是文化上的现代转型。

否则,我们始终是不能够恒久站稳脚跟的。

而面对基督教的天然进攻性,我们也就会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

这些年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始终在耗掉我的大部分读书精力。我想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内外矛盾的激化、时间的快速推移,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急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当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也能孕育出《流浪地球》这样的作品,中国人带着地球家园探索宇宙、改变人类命运时,就立刻看到了它展示了一种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革新传统文化,在保留儒家那种保守、折中精神的同时,兼具某种外向的浩渺的想象力、进攻性、探索性与征服性。

这样的作品,完全扫荡了当代众多文化作品里的那种内向、陈腐、破旧、颓废、轻佻以及神神道道的阴阳八卦,从而给予我们耳目一新的、广阔的、文化上的现代视角。

它怎么能不令人振奋呢?

从这个角度说,《流浪星球》这部作品对中国来说,它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整个中国电影史势必从此分为《流浪地球》前、《流浪地球》后两个时代。我想时间会证明这一点的。

至于有些人说《流浪地球》影片中的诸多科学硬伤、剧情bug,我是完全无所谓。

有缺点的英雄,那还是英雄;脸上有雀斑的美人,那还是美人。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没有缺点,连完美都索然无味了。

而最重要的是——

在杂树蔽天的森林里,我看见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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