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不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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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六便士:为什么国民党终于还是死了?(2)

 

上次是柳永的词,用婉转说了刚烈;这次就借辛弃疾的《永遇乐》,从温热里看苍凉。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说正事前,扯点闲事,你发现一个现象没?

怀有雄心的男人,大多爱谈些牛气冲天的时代大事;富于灵气的女人,却喜欢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

看起来,男人们的这等雄韬伟略,要比女人们的鸟语花香厉害百倍是吧?

恰恰相反。男人滔滔不绝的一万句逻辑推演,常常敌不过女人透过细节的一眼看穿。

世界总是发生些又错又误的大事,细节里掩藏的真相,却往往惊人的准确。

女人进化出的这种强大观察效率,难度系数实在太高,只有最冷辣的男人才能办到。

比如让你判断,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呢?多数人能想到的,也就是陪谁到海边吹吹风,或者拉着谁的手慢慢变老啥的。

鲁迅却说,最浪漫的,是在有天傍晚,满院的红叶飘零,忽然转身吐了一口血,这时有温柔的人将一件风衣披他肩上。

老愤青的洞察力,毕竟高人一筹啊。

用造物主的这种神奇的戏剧手法,来思考国民党的前世今生,实在是很有趣。

而且很有效。

当人们习惯在金戈铁马的遐想中,纵横捭阖着民国风云,在三五杯酒盏后,谈论着时代豪杰时,历史的真相,往往还是在小小的细节里看得更清楚。

这篇笔记,就试着从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里,在那些大叙事外,找出国民党挂掉的真相。

第一个细节,是件台湾的白衬衫。

舞榭歌台

2016年6月3日,台湾平常一日。

昨日暴雨造成的200多个航班受困,等到今日积水退去,多已恢复。到了傍晚时分,恒春海域发生4.2级地震,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岛底小躁动,不值一提。

“大选”已成往事,蔡英文也已在两周前宣誓入职,对重创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来说,除了找个无人的角落默默地舔舐伤口外,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

然而,风雨交加的夜虽已过去,还是有一件白衬衫,映出了国民党鬼魅般宿命的身影。

6月3日,国民党内约定“立法院党团大会”抗议行动,按事前统一要求,所有人都身穿国民党蓝色“战袍”出席。唯独立法院长主席王金平,穿着白衬衫,十分扎眼。

老大叔爱白衬衫,那也没什么不妥吧?

王金平大叔甚至表示,“不要说衣服(蓝衫)没有送给我,就是送我也不穿”。

穿衣服嘛,小事一桩,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嘛。

可是,当此泛蓝阵营一片萧条,国民党处于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严重挫败后的低谷期,在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大会上,作为一个在党内关系盘根错节的大佬,王金平拒穿象征党魂的蓝色“战袍”,背后折射出的国民党内在困扰,还是让人不免一声叹息。

须知老大叔并非不懂事的小毛孩,王金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

当年宋楚瑜从蓝营出走,搞出一个橙党,虽然高不成,低不就,难成气候,但每逢“大选”,必定抖擞精神上阵跟国民党拉仇恨,一个好端端的泛蓝阵营,从此搞得乱七八糟,伤疤至今未愈,党生活一直不和谐。

如今王金平又身在蓝营反穿白,眼看着同志们都上阵呐喊,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冷眼旁观,老人家你到底在玩什么毛线呢?

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党还是号令不行,队伍不好带,大哥不好做,二哥爱折腾。

推算起来,国民党百年苦旅,从黄兴、李宗仁、宋楚瑜,到王金平,像这样任性的二哥差不多有四任了。当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任。

一件白衬衫,穿出了国民党一世纪的哀愁。

可是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地散乱着呢?

因为粘合国民党的,初期只是些红手印。

第二个历史细节,一叠红手印。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国民党的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

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目标很简单,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彻底结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似乎就喘掉了。

先是宋教仁被刺杀。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赞成军阀割据,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转身而走,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

等到陈炯明叛变,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

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北伐结束割据局面,统一中国;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联省自治。

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多么似曾相识。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

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

当年国民党的“核心三人组”,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影响也很大。随着宋死,黄争执,章出走,孙中山孤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就各回各家了。

这真是奇了怪了。大家都是忠肝赤胆,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岂不是应该舍小节、求大义吗?死且都不怕,还有什么放不下、谈不来的呢?

不团结的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学了许多西方知识,还入了基督教,他思索出三民主义,给出了思想;他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目标;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却近乎一片空白,在人的问题上,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

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答案是不知道。

入党就很不严谨,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至于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他就不清楚了。

1923年,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你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你赶着一群野马,手中却没有缰绳,草原又急风骤雨,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

这真是让人惊讶,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又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他人在彼时,身在此山中,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

它牵涉过大,盘根错节,其复杂程度足够写一篇长篇博士论文了。

李不太白无意写技术报告,就用一位囚境中的上师歌声,试着酿一壶山中老酒吧。

青年仓央嘉措,情缘佛缘两茫茫,遂吟哦道: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革命理想犹如心头佳人,山上明月,很美。

但仰望明月的人,却看不见地上的六便士。

而六便士,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

六便士,历史的第三个细节。

想当年  金戈铁马

1919年,英国的毛姆写就了一部意味深长的哲思小说,叫做《月亮与六便士》。

便士,英国货币最小单位,喻义现实。

月亮,皎洁,高挂天上,代表理想。

从历史的高山上遥看国民党带头大哥,不能说他们未曾心怀明月。他们身陷散乱,是因为地上的六便士,实在太沉重了。

很多人以为,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

实际上,就算到了1940年代,也非如此。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他们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

这也难怪,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

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部队的基层领导,还得分心管好“内鬼”。

第一种内鬼,是士兵。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连长40元,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蛊惑士兵偷枪卖。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

第二种内鬼,还是士兵,不过是他们的嘴巴。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而是吃饭的,可是由于饿,吃得不好,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连长非常操心这事。

他操心这事,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一生病基本就挂掉。

挂掉一个少一个。不操心哪行呢?

诸如此类的破事,不胜枚举。真是承蒙上帝厚爱,在悲催的年代,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是真穷。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也没别的营生,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仅够勉强糊口,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外加无数公务人员,负担怎么受得了?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继续征粮吧!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闭着眼睛选一个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是最糟糕的。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顿时傻眼了。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税收怎么征?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都不知找谁哭去。

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他们两者之间,原来你是你,我是我,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

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

无论如何,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

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悲催的事实:孙中山、蒋介石脚下的“六便士”——民国的土地上的人,物,结构,形态,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

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寻求治术。

那些传统治术,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

它们的土壤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

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

这些问题太大。三千年来,李不太白每一次梦到它,都觉得它是那样的无边无际,其汹涌浩瀚的暗能量,足以吞噬所有苦难与欢乐。

包括国民党的美丽与哀愁。

气吞万里如虎

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大。

由于幅员实在太过辽阔,信息传递极其不便,帝国的治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里闹水灾了,那里干旱了,边境又有蛮夷侵扰了,哪儿民变了,不一而足。可是这些信息要反映到决策者那里,少则一月,多则数月,等到皇帝与内阁讨论出办法,做出决策,安排实施,说不定那边事情早已云消雨散。

那这么大一个社会,平时怎么运行嘛?

于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诞生了。

解决大多数具体问题,竟然不是靠具体办法,而是以“虚”对付“实”,以“无”对付“有”,以形式对付内容。

这说起来有点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有点类似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任你千招万招眼花缭乱,我就一个无招胜有招。

任你广渺大地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洪水滔滔 ,我就用一条“道德”的大河引导人心。

帝国的统治者,不能像现代领导一样开电视电话会议,坐上高铁视察全国。他人不出皇宫,平常就靠道德、礼序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应对来自辽阔大地上的纷繁事务。

礼序的内容,在上层是忠,在民间是孝。

忠孝实质上都是造成一种无形的秩序,层层约束,使人心逆来顺受,社会安定。

地方上主持事务的官员、乡绅,主要靠的也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德行威望,对各种矛盾加以仲裁与平衡。

上层统治机构更像一个品牌形象店,下层民间社会则像一个个铺子,二者各自运作,是彼此半脱离的。

又既然治理社会的是靠一套虚的东西,所以具体数量多一点、少一点也就不太重要了。

这就造成在长长历史形成中,帝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具体数字管理,全国人口到底有多少,土地实际几何,一年一季的税入总额,财政支出预算所需,军队士兵数量,全都是个概数,一笔糊涂账。

只要不出大乱子,仁孝治天下就行得通。

等到两三百年下来,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实际问题堆积如山,想改革也改不动了。怎么办呢?

好办。改朝换代,换个姿势重头再来一次。

传统帝国的这些骨肉气血,经年累月,早已修炼成精,绝对不是民国短短数十年的运动与风潮可以变异它的。

它能不能生出一个“现代组织”的无敌宝宝,全赖于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宝宝的构成基因。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

为了实现组织的信仰与蓝图,“现代组织”需要两个关键基因:

第一是“统计与编制”。层层结构,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目标大于一切。

第二是“强联结”。个人一旦加入组织,就意味着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接受组织约束,个人意愿服从组织目标,成员不能处于游离态。

这两点,恰恰是传统帝国的死穴。

帝国“模糊概数”的管理,造成一个号令发出后,执行效果是没法统计的,好比公众号文章全赖朋友圈传递一样,传到哪是哪。委员长的手谕,阅读量也可能只有几百。

而帝国“虚无的道德”治理法,又造成了上层结构与下层社会的半脱离状态,是完全的弱联结。正所谓山高皇帝远,有事找村长,乡民买账的还是土皇帝。

此外,在传统帝国这种治理结构下,社会越僵化、越呆板、越保守、越没有进步,越好。人民越愚昧,越利于帝国的江山稳固。

为了达到这一点,历朝历代,“子民”们都被约束在一个位置上,安心务农,迁徙与远行受到严格限制,职业差不多都是子承父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单一个体的命运就如同蝼蚁,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十分有限,相对应地,人际关系就极为重要,并被放大到极致。

关系是要有的,万一有人“得道”了呢?那么关系网中的鸡犬都可以升天了。平时它是一个人发展的全部机会可能;灾变时,它又成了帮困扶难互助组,一方倒霉,八方支援。

所谓“礼尚往来”,也暗含着这样一个秘密:他日你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

这些关系包括亲戚关系、同族关系、同乡关系。假如你有幸是知识分子,还可增加师徒关系、同窗关系、同年关系。

这些关系无形无色,却是联结整个社会的核心形态,星罗密布,天罗地网。

可惜,传统帝国的“关系学”这门大课,正好与现代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

“关系”极易派生出一个个蒙古包式的小社会,所谓大小山头,团团伙伙,抱团取暖,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利益,就像组织血脉里的大大小小的肿瘤,极大地阻碍着组织的良性运行,严重威胁着组织的生命。

中华帝国的这些传统特质,导致了它只要没受外来的冲击,没有实质性的颠覆,那么“现代组织”这种政党力量,就不可能从内部诞生。

一个主要是下层结构的民国社会,一个主要是上层联结的国民党,怎么运行呢?

孙中山与蒋介石领导办法,还是脱离不了忠义、恩威、关系、礼序这些传统治术的范畴。

组织目标能不能执行下去,执行效果如何,全凭领袖个人对成员们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是有强弱的,可变的,无法保障的。

1934年,蒋介石委派陈仪主政福建,担任封疆大吏。1938年6月,陈仪置委员长手谕不顾,下令枪决军统福建老大、戴笠心腹张超。戴笠哭着跪到蒋介石面前,要求委员长做主。

蒋介石怎么说的呢?

蒋介石说:“雨农啊,陈仪是什么人?他是政学系的领袖,上将,省主席,他后面有一大帮人呢,有张群,有熊式辉,还有……我不依靠他们行吗?不要再任性了。”

戴笠说:“雨农体谅领袖苦心。”

这真是搞笑了。

这种哭诉与台词,特么的跟宫廷剧有什么区别?一个堂堂的民国中央政府委员长、国民党领袖、军队首脑,处罚不处罚地方大员,理应根据国家法律与组织纪律,岂能由当事人背后关系决定呢?

这不是现代文明,这是小农关系的算盘。

多数时候,国民党内部的运行还是依靠人脉,一旦超过人的关系圈子,国民党的号令就像走夜路遇见了鬼,说僵就僵住了。

在民国军队里,交情至关重要。军官向心力,主要由一个个小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起来,在上如黄埔军校生,在下如老乡。

有一次,侍从室组长、浙江同乡、蒋介石外甥陈希曾,请求辞职。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了桌子,使陈希曾哭着打消了辞意。战争造成货币贬值,他的薪水几乎缩成零,生活很不便,他想利用关系下海经商。但蒋介石认为他此时弃自己而去,简直是忘恩负义。

从这个历史细节里,可以洞察到什么呢?

在蒋介石的组织构架,浙江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恩情关系,至关重要。

国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十分松散,军阀与派系依然林立,各方异己势力拉锯不断,大小战争不熄,反对力量一直在暗中蔓延。

蒋介石从未在实质性的组织上统一过国家,他也从不曾完全掌权,没有更大决策权。

国民党与它成员的联结,是弱联结。关系不到的地方,组织力量就暗弱了。

如果还是旧式的改朝换代,那国民党没问题。

但当它遇到帝国主义组织形式的日军、苏俄组织形式的中共军队,除非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否则,结果早已注定。

说到底,近现代战争打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

而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的背后,是组织力。

由于组织力的缺失,国民党始终飘在古老的传统社会之上,根本无力组织、动员起整个社会投入战争。

国军对阵解放军,工业基础略好一点,组织力却天上地下,岂能不败呢?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每当李不太白脑海里闪过漫山遍野的白毛巾、小推车时,心里就想起了孙中山桌子上的一叠叠红手印。

不是共军太狡猾,而是国军没组织啊。

当孙逸仙博士与蒋中正先生率领着这样的国民党,莽莽撞撞地冲进时代,迎接现代文明的滔天巨浪时,解决之道只有两个:

要么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用长长的时间,慢慢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社会,提高全民素质,获得组织、动员的基础。

要么像红军一样,从社会底层入手,将中间的地主阶层彻底取消,在下层社会之上直接建立上层结构,获得组织力量。

前者,上帝没有给国民党时间。

后者,会要了国民党的命。

所以孙中山与蒋介石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转过身来,用古老帝国的传统治理方法面现代社会的挑战,迎接国民党的宿命。

“天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这等牛逼的托词,是西楚霸王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矫情与愚蠢,但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曲再公道不过的时代挽歌。

国民党各种表象下的迷底,只有站在遥远而高旷的历史山上向下看,才能模糊看清。

疾风骤雨打湿了时代脸庞,模糊了历史视线。

在它背后,是孙与蒋挥不去的暮霭烟愁,也是连宋吴马的痛难平,如鲠在喉。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传统帝国上下层“弱联结”特点、“关系型”的治理结构,在有一个强势中央威权时,还能镇住各方诸侯;而一旦中央力量暗弱疲沓,就必定会引发地方实力派的野心与挑战。

于是,诞生于传统帝国的土壤、从未建立现代组织结构的国民党,它的分裂的阴影,就浸透漫漫长夜,影响至今。

纵观国民党的一生,挑战领袖,二哥三哥们接连离家出走的戏码不断,生生不息。

辛亥革命后,深受礼遇的章太炎,忽然反对三民主义,从同盟会出走,另建共和党。

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遁逃。

不久“西山会议派”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央。

1927年,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个月后,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即发动“清党”政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中央。

“宁汉分裂”事件,开启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者可以另立中央。这个噩梦,从此纠缠国民党一生。

1930年,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

1931年,李宗仁、汪精卫等各方反蒋势力成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成立共和国。

随着抗战开始,所谓“兄弟阋于墙内,而外御其侮”,总该消停下来吧?

怎么可能。

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南京政府。虽然自1927年以来,每次分裂都少不了他这位白面奶油小生的影子,但这次公然跨越做人底线,还是激起共愤,不久被刺杀重伤,四年后死于日本。

抗战都胜利了,是齐心搞建设的时候了吧?

不。继续。

1948年,随着国军战场失利,反蒋势力再次活跃,“桂系”逼蒋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一般人有病都会静养,国民党却很奇怪,一旦病危,必有人从暗中跳出,捣腾一番。

就算江山丢了,也绝不收手。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先是大搞拆迁,把国民党整得奄奄一息,后又暗中扶植民进党崛起。

1993年,郁慕明竖起反李登辉大旗,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

2000年,被李登辉逼到死角的宋楚瑜,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另创亲民党。

随后,蓝营的连战、宋楚瑜内斗白热化。

9月,阴谋家李登辉被清除出党。

宋氏橙党一度回心转意,搭档连战大选,可是败于“两颗子弹”后,又遭马英九排挤。

此后每逢大选,就算明知必败,老宋也要上阵拉国民党下水。反正大家都别想活了。

2013年再出大事,党主席马英九宣布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政争白热化。

荣誉主席连战随后力挺王金平,公开责备马总统“公报私仇”。

马英九对连战多次恩将仇报,两人素来不和。

2015年,王金平胜诉,又恢复党籍。

2015年10月,国民党忽然撤销洪秀柱“大选”资格,代之以党主席朱立伦。

2016年3月,洪秀柱从头再来,当选第15任国民党主席。

6月,一片“蓝色战袍”的人群中,王金平独自身穿白衬衫,坐在角落冷眼旁观。

呜呼!起至同盟会的红手印,终至王金平的白衬衫,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对分裂的热爱,能像国民党这样从一而终。

这些纷繁缠绕的黑色纪录片,看似掺杂了许多的是非难分的个人恩怨,实际上都是一个党缺乏现代组织力量的必然结果。

没有现代组织力,号令效力就听天由命,国民党对成员的约束力就非常有限。

个人关系可以成为党内力量主线,实力派可以调动不得,人脉可以反过来制约国民党中央,一言不合,抬腿就走。

堂堂百年大党,只一个松散的弱联合。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今天,洪秀柱的国民党能重整山河吗?

可以说,国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2008年。彼时,历经李登辉重创后的“泛蓝”阵营,重新迎来生机。

带头大哥马英九,帅气清朗,雄姿英发,又懂得清廉自守,可谓集“蓝营”期待于一身,当他率领全岛人民直捣阿扁贪腐政权后,本有可能整合分裂力量,立地新生。

可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大玩笑。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优等生马英九,做学问也许是个好教授。

在亚洲政治从业者中,也许是容颜最帅的。

可惜却没有领袖资质、“总统”能力。

马英九先生自恋胜过爱人,优柔寡断胜过眼光判断,气量狭隘胜过宽容大度,猜忌胜过信任,个人利益考量胜过时代格局。

在民进党的进攻下,马英九步步退让,听风就是雨,试图讨好对方绿营选民,却接连将手中城池一个个送出,直至山河破碎人凋零。

这个话题,有机会再单独展开。

穿过一个个历史的细节,不妨细细思量,如果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办法建立的组织力量,一个花木兰洪秀柱又如何能办到呢?

以连战、宋楚瑜、吴伯雄、马英九雄心壮志,都不能整合的阵营,小辣椒纵有报党之心、钢铁意志,又从哪生出回天之力呢?

这与什么政党的民主轮换无关。

如同宿命一般,从前历史没给国民党以时间,如今也不会再留给它多少光荫岁月了。

隐约可见枫叶飘落,霜染层林,最后一根大象的骨头,被一只老狐狸叼走了。

但愿只是呓语。

凭谁问

这是李不太白写得最辛苦的一篇笔记。

一个月来,翻阅十多本书,每个夜幕与日出,发呆与思索,撰写和修改,只为做到一件事:严肃一点,说话要尊重史实。

要以最诚的心,对得起那个时代,那些人。

国民党的奋斗、牺牲、不团结、分裂、离合、悲歌,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近代创业史,理应放在大历史进程里,安静观量。

它的故事,是三千年农业文明巨大惯性,与近现代工业文明迎面碰撞激起的巨浪。

它是老大帝国道术文化的尾声,是道德治国、概数治国、关系治国的最后一次延伸。

它所有戏剧般的宿命,都是为了迎接新生。

国民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它身担的时代重任前所未有。

它结束了两千多年循环往复的帝国统治。

它建立了第一个具备现代外观样式的政体。

它结束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

它与人民一道,经受住了世界大战的洗礼。

它的刚烈与苟且,战斗与妥协,隐忍与软弱,成就与苦果,是农业文明进入现代文明所需付出的必然代价,也是代表了勤劳勇敢的伟大中华民族做出的必要牺牲。

我们中华文明自强不息,过去,现在,未来,都永不会向黑暗低头,也必然会在现代文明中焕新巨大能量,诞生全新青春时代。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失败者致敬。

但愿国民党大哥,我们同胞,它的成败得失,能对今日各位身负企业、地方领导重任的带头大哥们有所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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