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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斜行线 ——我所认识的王安忆

 

来源:《红蔓》杂志2019年第1期

王安忆和我是两代人。一九九三年,她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中篇小说集《神圣祭坛》,我读简短到一页半的自序,忽然强烈自省,年纪轻,对有些问题特别敏感,而对另外一些问题,则可能完全没有体会。

这本书里的作品,之前我都读过,特别喜欢《神圣祭坛》和《叔叔的故事》,这样的作品,与写作者“深处最哀痛最要害的经验”相连,满溢着迫切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对我这一类沉溺于“精神生活”的青年人——后来才明白,那个年纪,除了所谓的“精神生活”,也没有别的了——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我说的特别敏感之处;而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

这个集子里最早的一篇《逐鹿中街》,一九八九年我写过一篇短评,题目叫《庸常的算计和爱情追逐》,虽然是称道作品“不同于常人眼光的洞见和不动声色的表述”,但其实,并不懂这世俗人生中的庄严,譬如我用的词,“庸常”,“算计”,“追逐”,和王安忆在这篇自序里的说法对比一下,就知道差异多么分明:“《逐鹿中街》,我要表达市民的人生理想和为之付出的奋勇战斗,以及在此战斗中的变态”——一九八九年我大学毕业,二十二岁,还待在校园里继续学业和“精神生活”,能看出“变态”,却不能从“庸常的算计”里看出“人生理想”和“奋勇战斗”,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吧。

王安忆部分书影

一九九六年,《长恨歌》出版,把她作品中不断增扩的世俗人生故事,推上了一个高点。她赠书,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小友”两个字,这两个字本身也写得小小的——这个称呼,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两代人。

我所以要强调代的不同,是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对象,就是上一代,他们是“文革”后的新生群体,到八十年代中期前后,下一代成长到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走在前面的人,寻找老师的阶段,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年轻老师。譬如,我读大学的时候,陈思和老师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这些学生们最关注的青年学者。王安忆和陈思和老师是同龄人;但她在学校之外,自己正奋力往前走,也许意识不到跟在后面的年轻人。

二〇〇四年春季,王安忆调入复旦中文系,我们成了同事。她最初讲课,是在我开的一门课程里,讲了三次。我印象至深,她每次走上讲台,都先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卡片,然后按照已经理好的顺序,一张一张讲下来。卡片,当它出现在王安忆手里的时候,我一愣,我也曾经做过卡片但早已不再做,连图书馆的卡片箱都废除了,连中文系资料室几十年累积的卡片资料也都不知道扔到了哪里,此时,不期然地,卡片现身于她的课堂。卡片上的内容,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苏童《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安忆手迹

2005年,王安忆在香港岭南大学讲课

卡片之外,我想她还有详细的备课笔记,几年之后她能完整地整理出讲稿,就是靠笔记和卡片的详细。这三次课的讲稿,分别是《小说的异质性》、《经验性写作》和《虚构》,与此后五六年间的讲稿汇集起来,就是《小说课堂》这本书。在这本书之前,她还有一部小说讲稿,叫《心灵世界》,再版时又叫《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九十年代中期她在复旦站了一个学期讲台,讲的就是这个,手握粉笔,遇到关键处,转身写黑板。王安忆喜欢讲课,但不喜欢演讲——喜欢作为一个专业教师讲课,不喜欢被当成一个名作家演讲——这之间的差别,其实比通常以为的,还要大一些。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下旬到二〇〇五年一月末,我和王安忆做了个漫长的对话,陈婧祾录音,后来整理出版为《谈话录》。我们谈了六次,五次是在王安忆定西路的家里,一次在我们文科楼的教研室;次与次之间有意隔几天到一个星期,做点准备;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约两三个小时。谈完之后,一直忙乱,等到二〇〇六年秋冬,我到芝加哥大学,每周除了讲两门课没有别的事,才在空闲中整理出来。书的出版,更迟至二〇〇八年。

我一向就不是一个好的对话者,因为话太少;不过这一次,我本来就定下来自己少说,请王安忆多说,我多听。王安忆几次提议我应该多说一些,似乎效果不大。从头到尾整个谈话过程,我都感到愉快而轻松,因为重量多由王安忆承担。她认真,诚恳,坦率,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没有一点花哨。我接触过的作家,能说会道的不少,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不得不培养出针对不同对象与场合的说话策略和技巧,时间久了,运用自如,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这些策略和技巧的存在,而这些东西已经悄然内置成他们说话的语法。

我与王安忆谈话所感受的愉快,来自于没有策略和技巧的语言,我无需去分辨其中什么样的成分占比多少。这份对当年“小友”的信任,也是她对自己的忠实。没有互相的信任,没有对自己的忠实,还谈什么话。不由得想起好多年前,上海作协开一个王安忆作品的讨论会,请来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开口即说,安忆的作品我没有看,我觉得安忆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真诚。哄堂大笑。此时回想起来,尤能体会钱先生的话,似乎无关且言浅,实则意深,又朴素又重要。

作家王安忆

转瞬间,王安忆到复旦已经十二年;她的创作,更是几近四十年——有了这样的时间长度,文学道路这类的说法,才更有意义吧。与王安忆一同上路的人,不算少;走到今天还在走的人,已经不多。长路本身,就是考验。

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这暂时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它会走到多高?我们无从推测,我想,这条斜行线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从事后,而是在事先,不论是读者还是作家本人,都很难想象,从《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或者《雨,沙沙沙》起始,会走到《小鲍庄》和“三恋”,走到《爱向虚空茫然中》(这只不过是我随手写下的篇名,随意取的点,完全可以替换成其他作品);即使站在为她赢得更多读者的《长恨歌》那个点上展望,也没法预见《天香》,更不可能预见《匿名》——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保持着近四十年的斜率,才绵延至现在的暂时的位置。

与斜行线相比较的,有平走的线,可能起点比斜行线的起点高,但它基本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度,当然,能如此,也不容易;还有抛物线,由低到高,高点出现之后,就是往下而去;还有的,不成线,就是一个点,这个点的位置也可能很高,但孤零零,无法延展。

为什么王安忆的创作历程会是一条向上的斜行线呢?这个问题,虽然不会有完满的答案,但我还是要试着给出我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应该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想到的是一个特别常用、常用到已经很难唤起感受力的词:学习。

不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在他经过努力达到成熟状态之后,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他很难再有明显进步。他还在写作,还在研究,可是,用W·H·奥登所给出的一个简单的指标检验,拿出他的两本书,单从书本身,你分不出哪本是先写的,哪本是后写的。随着成熟而来的止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丧失了学习的能力。他可能还在读书,甚至读得很多,可是没有真正地学习。学习当然不仅仅指书本知识,它说的是一个人在处理和整个世界的关系时,呈现出来的一种身心和精神状态。学习,是对知识,对世界的持续兴趣和好奇。古人说,学而不已,其实很难。一个人如果终生都是学习者,终生保持学习的能力,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王安忆迄今都是一个学习者,我有时不免惊讶,她的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如何能够一直旺盛不衰。

学习肇始于不足和欠缺。王安忆第一部长篇叫《六九届初中生》,她自己就是六九届初中生,十六岁去安徽插队,所受学校教育不足,知识系统有欠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经历来说,虽然有知青生活,但算不上特别波折,回到上海之后,做过几年编辑,即进入职业写作状态,要说人生经验,同代作家中丰厚复杂的,大有人在,比起来也是不足和欠缺。这两个方面,王安忆都有相当自觉的意识。

经验的相对平淡,反倒促成了王安忆对经验的精细分析和深度挖掘,她懂得珍惜,不会浪费,不会草率地处理;经验对她的写作来说,是一个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除此之外,她更另辟新路,思考和实践不依赖于自身经验的文学写作。考虑到中国当代创作中并不少见对经验的过度依赖,肆意挥霍,或为经验所束缚——经验把一些作家的想象力局限于经验本身,王安忆这种文学上的实践和思考即显出特别的价值,这里不论。

回到教育的欠缺。二〇一二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王安忆发言说:“我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是我终身遗憾,也因此对学府生活心向往之,可说是个教育信仰者。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在大学门外完成教养的范例,事实上,倘若我能在学府中度过学习的日子,我会比现在做得更好。”这个想法,此前她多次表达过。

不足和欠缺本身是限制性的,但意识到它,而且意识达到一定的强度,有可能反转出破除限制的能量。

王安忆的解决方法不是避重就轻,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最朴素最老实,学习。这个方法短期不能奏效,也没有捷径可走,就是得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积累。所以就成为一个长期的方法,日积之不足,月积之不足,年积之仍不足,那么年复一年,总会有可观的收获;同时,与时日俱移,逐渐也就内化为习惯,内化为需要。

我们有意无意间,会把学习当成人生早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当这个阶段完成,特别是人成熟之后,它便不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是一个写作者,成名成家,更额外带来一种满足感,学习也就更容易被当成已经过去的阶段。但是,人的成熟,仍然可议。成熟不一定是固定在某一种状态,也许还有成熟之后的再成熟,再再成熟,即不同层次的成熟;或者干脆地说,所有的成熟都是不成熟,因而还可以继续生长,也就还需要继续学习。

如果说,王安忆早先是对自己客观存在的不足和欠缺,产生自觉意识而努力去补偿性地学习,那么到后来,她甚至常常是主动地“制造”、主动地暴露自己的不足和欠缺,由此而“再生产”出继续学习的欲望和能力。

比如《纪实与虚构》的写作。一个优秀的作家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总有办法把写作控制在自己驾轻就熟的范围内,写出较为完满的作品;但当不满足于轻车熟路,想要扩大写作实践的范围时,就要吃重,就要冒险,就可能露出弱点,显出欠缺。王安忆时不时就会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把斜行线的斜率调到很大。但走过去之后,就是迈过了一道坎,上了一个台阶。我很喜欢《纪实与虚构》这样有野心的作品,不断有野心,也就不断把心野大了,也就越来越不容易满足。在跨六十岁的年龄段,王安忆完成了长篇《匿名》,与以前写个人经验、写人情世故、写市井现实、写城市身世的作品更大有不同,她说,写这部小说,是因为不满足于以前那样的写作;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和胜算;写好之后,更是困惑,以后要写什么呢?使我满足的写作是什么呢?

不满足,没有把握,困惑,发问,这些从写作开始到结束之后的感受,不也正是学习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学习和写作是两回事,可是你看,写作在这里就变成了学习。《匿名》,不正是对知识,对世界,对文明,对人,怀着强烈的好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询、大胆地刨根问底、小心翼翼地尝试求解?

学习,这个词太平淡了,说一个人是学习者,通常就比不上,比如说一个人是天才,有魅惑力。而创作,我们强调它不同于普通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突出天分、才华、灵感、启示等等的非凡作用,有的作家喜欢讲类似于神灵附体的极端体验,不明就里的人崇拜神秘性,愿意相信某首诗是上帝借某个诗人的手写下的。当然,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也不必否认。我不会无视王安忆独特的天分和才华,我想她一定也偶尔经历过灵感和启示降临的特殊时刻,但是这几样,没有一样能够支撑任何一个作家走三十年、四十年的写作上坡路。一个学习者,却能够以持续的学习不断开发出的能量,充实自己,走得更长更远。天才害怕时间的消耗,而学习,恰恰需要时间结伴而行,需要时间来帮助,来成就。一个学习者不怕年岁的增长,只会担心时间不够用。而且,在学习中激发天分,擅用才华,创造灵感,发现启示,也正是学习分内的事情。一个有才华的写作者,如果同时还一直是一个勤勉、诚恳的学习者,一个时间都愿意持续帮助的人——还有什么样的帮助比时间的帮助更为长久——你真的很难预测,这一条写作的道路会伸展到什么地方。

从对不足和欠缺的补偿性学习,到努力把学习所得吸收和融化于写作,再到把写作变为一种特殊方式的学习,我觉得,在绵延的时间中,王安忆把学习的精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她写作的斜行线,也层层上出。

这条长长的上出的斜行线,是学习对学习者的回馈,也是学习者向学习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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