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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访谈录】崔永元:行在新长征路上~

 

原文发表于:2013-12-01 17:51:47

杨澜印象

小崔大概是想用长征改变一些什么。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改变的,是他自己。本来,理想的激情和体谅的温情并不矛盾。

杨澜: 大家好,欢迎收看《杨澜访谈录》,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崔永元《电影传奇》的摄制组的办公室,大家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他精心收集来的各个时期的海报,其中有一些已经是绝版了。小崔就是这样,做什么事只要一开始做就必须做到某种极致,就像他从2006年5月份,策划和制作的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一样,到2007年的1月份已经宣告胜利地结束,这中间历时250多天,也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没有一点二百五的精神是完成不了这次行动的,这究竟是崔永元的一次突围,还是只是在原地兜了一个圈子,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崔永元发生了什么改变吗?这是我采访他的原因。

一群普通人,用一年的时间走完了七十年前红军走过的那条长征路。

在路上,他们争吵,你可以改变你的计划,我不改变。他们受伤,他们感动,他们也收获.这是一次缅怀历史,展示责任感与豪情壮志的大型电视行动吗?是带着检测性质的中国人样本的社会学实验吗?还是被人误读的中央电视台免费旅游的真人秀呢?

我的长征是革命理想主义史诗全景式大型正义进步积极之电视公益行动。

我的长征,到底是谁的长征,对于小崔来说,形式上的自我放逐,是否帮助这位电视精英完成了他的精神回归呢?

杨澜:对比刚刚出发的那个时候,你觉得当初的设想也好,预计也好,期待也好,到底实现了几成?

崔永元: 当时我觉得不是我自己走,是吧,是我带着一个团队走,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团队走,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团队是最差的,欧洲,美洲不知道,去的少,反正韩国日本我们是比不了的,单个没有问题,是吧?你看我们得的金牌,你数一数,我们只能得个人金牌,团体的就得不着。

崔永元: 所以我想就是说,他们可能做思想工作也不行,喝酒也不行,花钱也不行,就剩下最后一招了,拉出去遛遛,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带着大家走上长征路的,后来我发现拉出去遛遛也不行,照样不是一个团队,他们天天在打,天天闹矛盾,谁跟谁都不客气,互相都不宽容,就是那样,然后我的这个我的长征总分是一百分嘛,是吧,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就得四十多分,我说这是个社会学实验,我想向这个社会公布我的结果,我的结果是:中国人的团队走在路上也没戏.

杨澜: 我记得你当时还说要让大家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出丑的,所以全部是阴暗心理,然后又不期待着人家能够表现出好的团队精神,期待人家出丑。

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对长征的不同理解,本着自我管理的行动规则走在路上。于是争吵和冲突时常发生。

杨澜:说有一个什么公共关系的危机,然后你怎么就嚷嚷着要解散队伍,什么事啊?

崔永元:我们从来没对媒体讲过这个,其实我真是不太愿意讲,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长征的沿途老百姓对我们特别好,因为也没有旅馆,什么都没有,我们睡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那在学校里最舒服的就是学生宿舍,大部分时间是睡教室,因为他们那个到冬天不是特别冷吗?很多人就晚上上厕所吧,他就觉得特别冷,要穿衣服什么的,他们都有那种矿泉水瓶子,然后他们就方便在那个瓶子里。

杨澜:解决一下。

崔永元:放瓶子里就没扔掉。

杨澜: 放在教室里?

崔永元:当学生回到宿舍的时候发现在宿舍里呢。

崔永元:这是不能接受的,后来学校给我们写了抗议信,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肯定我怎么能接受这个呢,现在其实我也是不接受的。

杨澜:这种羞辱感。

崔永元:我当时想,我说如果明天媒体说这件事情,如果明天在街上欢迎你们的老百姓都知道你们干了这样一件事,你们好意思举着红旗接着走吗?

杨澜:所以你大发其火?

崔永元:我当时做出的决定是:解散。

杨澜:你是用咆哮的方式说的还是很冷静的说的?

崔永元:对,咆哮地说,就地解散,我们不要玷污红军。

崔永元:我们当时停业整顿,就是不行军了,就地待着,连当地政府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走着走着怎么不走了,然后我去跟这些队友去谈心,我每次跟他们谈心都要四个小时差不多。

杨澜:为什么就这么一个个人卫生习惯和文明举止的事值得你说四个小时?

崔永元:我发现他什么都不懂,所以他才干这样的事。要是我,我觉得首先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方便,第二如果我用了,我会睡觉的时候抱着它,因为我怕第二天忘了,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记得那天我跟我们那几个年轻的队友聊天,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们要求你们这么严,是吧?是因为你们占用了很多的公用资源,我们有个小孩叫李长晏,他脚上起鸡眼,一路他都起鸡眼,他拄着拐杖长征,我说你算过中央电视台播李长晏脚上起鸡眼播了多长时间吗?我给你算过不少于八分钟,而你李长晏家乡建一个大桥都播不了80秒,在中央电视台,你占有了多少社会资源?你怎么回报社会呢?做事对自己要求严一点,你从来没这样想过问题吗?

杨澜:原谅我小崔,你要是一路这样子在教育着这些队员的话,你像个老妈妈一样嘛,会不会就是说,据我的了解,你原来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去当领导或者热衷于去说教,热衷于去教育别人的人,对吧?突然你在如此认真而且执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在你的内心产生了?后来你这样的一种期待的标准发生了改变,甚至在长征走完了以后,你并不像之前那么失望了呢?

崔永元:我是发现这些年轻人有我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优点。 

将近一年在路上的生活,"我的长征"不仅是体验和了解过去,也是使人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崔永元曾经感慨地说: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得更远。他也会突然拿起电话向很久不来往的老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以往的偏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事使他发生如此的改变呢?

崔永元:它可能是一个渐变,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2006年12月31号晚上这一天,这一天当时我们的四个队友吧,三比一大家发生了一个激烈的冲突。

杨澜:为什么事呢?

崔永元:矛盾,很小的一件事,就是行军的时候路非常难走嘛,然后有一个队友还在那儿照相,这样他就挡住了别人,差点掉下了深沟,把手戳了,两个人就发生了语言冲突,越说越难听,后来有一个队员就说不走了我退出,还差几十公里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想哎哟,这个时候还出这事,怎么办呢?我一直在想,这一下午,一,二,三,我就想三个方案准备怎么去处理,结果当我赶到队伍的时候,当时我让队伍停下来,我说不管2006年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我们用最高兴的心情走到2007年,走到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

杨澜:钟在哪儿?

崔永元:我说我们喊10,9,8,7,6,5,4,3,2,1,我们拥抱,每个人拥抱自己最恨的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2006年,那个时候就在解决这个难题。

    

当时我去了以后,我先给那位生气的老同志谈,他49岁,不算大,但在“我的长征”;队伍里算年纪大的。我说,在这个队伍里最热爱红军、最热爱长征的就咱们两个人,现在你居然不想走了?你怎么再让我相信你对红军是有感情的?完了他就说了很多不着四六的话。我一听,呀,他脑子乱了,我不能跟他继续谈了,没意义了。他一直想脱队,他想跟我告别马上就走。我想用最短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用第二套方案。

    

我找到了跟他发生冲突的那三个年轻人,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为了维护整个队伍的利益,做无理由的道歉。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去跟他道歉行不行?三个人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最后我让队伍停下来,让那位老同志站在队伍的前面,这三个人,每个人过去给他鞠个躬,说: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跟他拥抱,他把人家推开,推开那些人给他的鞠躬和拥抱。

杨澜:真的?

崔永元:但到第二个年轻队员拥抱他的时候,我就看他泪流满面,他哭了。后来他说,你别为难他们。我说,他们跟你的女儿一样都是孩子,你要允许你的女儿犯错误,你就应该允许他们犯错误。我说我代表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队员,他们可能过去也惹你生气过,在这个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代表他们向你道歉。我给他鞠了个躬,然后我们就过去拥抱。他当时痛哭,我拍着他的后背,我说,别哭了,过去了,结束了,一切都过去了。后来他就很顺利地跟着队伍继续行走。

杨澜: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发现一个过去不自知的一种能力,就是去调解别人的矛盾,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一个……

崔永元:没有,我不是发现了我什么,我是发现这些年轻人有我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优点,比如说无理由道歉,你让我试试,我才不会呢,我如果真的错了,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我如果没有错,你砍了我头我也不会道歉,我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你看他们能做到。

 杨澜:“我的长征”队伍里有个胖洪,听说你打算在结束前5公里要把他给开除了?

崔永元:是,真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反感他。他一直反对排队行军,他觉得那根本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排队怎么走?没法走。他一直跟我较劲,我都烦死他了,我想开除他。

当时的队长董峰是坚决支持大家有个队形行军的,如果胖洪当时要支持,这个队形非有不可,我这个最挠心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他就反对。他一反对,他的麾下就会集中很多人,他影响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摇摆不定的年轻人。我们这次用的方式是不干预,就是我们并没有参与管理,而是把管理权整个交给队伍。

杨澜:交给他们自己。

崔永元: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希望胖洪能迷途知返,你赶紧支持一下董峰,然后我们这个队伍就好了,要不然我不知道老乡们是怎么看我们这支队伍的。

杨澜:散兵游勇。

崔永元:对,我们后面的人跟前面的红旗能差3公里,这叫什么红军啊,对吧?真的,大家心里特别着急,就为了一个队形,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胖洪怎么这个样子。后来我想,好,既然你对这个团队不负责,我也让你尝尝不负责任的滋味。

杨澜:你还挺阴的,那你还一直压着这火,就准备……

崔永元:我没有他说的那么阴,他说还差5公里。

杨澜:还差5公里,对,我觉得这挺损的。

崔永元:我不是那么想的。

杨澜:差15公里?

崔永元: 300米。对,当时有个会师桥,离"我的长征"终点那个广场只有300米,我想到会师桥的时候,我说,立正,等一下,现在我宣布组委会的一个命令,从今天开始取消洪云"我的长征"队员资格,再见!你现在可以不排队,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剩下的人跟我向右转,齐步走。

杨澜:你在睡觉前可能在脑子里把这个场景排练过若干遍。

崔永元:非常熟悉了,然后不光他,我的名单上有4个人呢,都是差300米。

杨澜:真恐怖。

崔永元:对,300米,你就白走了,我会对社会说这4个人没走完,因为他们差300米没走完。

杨澜:多招人恨啊你,后来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改变主意了?

崔永元:就是我看到胖洪那么可爱。12月31号这天他是轮值队长,我们轮着当队长,他是轮值队长。我说完倒计时拥抱这个话后,我观察了,他大概一个小时几乎就没停,一直在喊大家排好队,大家排整齐,排两列。一直在喊,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知道,他不同意我的这个排队的主意,但是他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他这样做,他给足了我面子。真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大度和宽容。我当时就想,如果换个人,是我,行吗?不会的。他的这种宽容,这种大度,我是做不到的,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要把他开除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他,肯定是我。

杨澜:所以你走完了这一路,原先对于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这样一种判断动摇了吗?修正了吗?

崔永元:我觉得应该说是修正了。缺乏团队精神我想这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也许跟这个团队的经营者或者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团队的优点有关系。

杨澜:你说这个标准改变,最重要的是什么标准改变了呢?

崔永元:我的标准可能制订得一点都不科学,我用自己固有的一个标准去验证所有的团队。实际上,我的标准不是公用的标准。我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觉得可能用更宽泛的标准、更科学的标准来看这支团队的话,就可以给他们打98分,那2分是因为不让给100分。我觉得他们太棒了,他们很了不起。

媒体为什么总把他的名字与理想主义,精神洁癖,良心的捍卫者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在一贯机智犀利,幽默调侃的实话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执着同时又脆弱的小崔吗?小品中的台词很好的概括了大多数人对崔永元的最初印象,其貌不扬,亲切幽默。在《实话实说》的年代,他的说话中永远混合着草根味道的平民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一脸坏笑的背后却又藏着严肃的思考和真情的表达,他睿智,调侃,却又情感丰富,极易动情。而他的朋友们却又常常这样形容他:好多对他的评价都一开始说特别有趣呀,很幽默啊,我就说这只是小崔的表层,他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在很多人的时候,但其实骨子里又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通常是嘉宾说到动情处,嘉宾还没有掉眼泪,小崔已经开始咬后槽牙了,他骨子里对人是很关注的,特别单纯,然后甚至有点天真,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像一个小孩。在小崔的办公室里,他向我展示了他的宝贝,一套精心制作的小人书。这些带着他童年梦想痕迹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小崔。

杨澜: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崔永元心里有一个部分不想长大?

崔永元:我那个时候我们家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我母亲也不给我买,比如说出八本新的她就给我买一本,出十本买两本。

杨澜:这得挑半天,痛苦的选择。

崔永元:哀求她都不行,就是不吃冰棍,不吃糖葫芦,什么都不行,就只给买两本,我那时候知道国家主席大嘛,那个时候,我说你等到有一天等我当国家主席了,每一本都买。

杨澜:也就这点希望,真可怜。你小时候好象爸爸妈妈对你的管教非常严格,而且你妈妈还是比较相信棒打出孝子的这种,你会为什么样的事情挨揍呢?

崔永元:我印象深的就是看电影,因为比如说功课特别紧张的时候,我还会去偷着跑着看电影,看电影总是会被她发现,然后痛打。

杨澜:痛打是指?

崔永元:痛打就是反正有什么用什么,后来把我打的都很聪明了就是。

杨澜:没听说过。

崔永元:在院里碰上我了,开始说说说,我知道了今天没戏了,今天免不了了这个,然后她说回去,我回去的时候就加快脚步,然后到那个一拐弯的时候,她看不到我,我就撒丫子跑,跑到家里我把笤帚疙瘩什么所有的东西都……

杨澜:藏起来?

崔永元:全都塞在那个被子底下,然后她回来,基本上说三句话就开始打了,打了她什么都找不着,她就用手打,用手打这个作用力反作用力。

杨澜:对。两人全疼。

崔永元:这样可以打的时间短一点,我哥就特傻,我哥就可能……他也更男人嘛,他从来不收这些东西,所以打的,我看那个。

杨澜:生挨着。

崔永元:笤帚疙瘩打成了到处都飞,打成那样,管我们特别严。

杨澜:是不是从小妈妈给你们的那种世界的规矩就是要么黑的,要么是白的?

崔永元:她是不能撒谎,绝对不能撒谎,然后有些事情好象搞不清楚那种,她,我觉得是她没搞清楚,但是她就……

杨澜:但她已经拿她的标准在衡量了?

崔永元:我有一次上学路上我跟同学同时捡到一个纱巾交给老师了,拾金不昧,结果老师就表扬了我,我就光顾高兴了,我也没想别的什么,结果那个孩子回来就告诉我妈了。

杨澜: 噢,你妈就这也不能容忍。

崔永元:打我,她说我抢功,但是我觉得,今天我都觉得挺冤枉的。

杨澜:那你觉得你后来的这种对于道德的一种坚持,包括对于你自己的那种真实想法的坚持,跟母亲早年的训练我觉得也是挺有关系的。

崔永元:肯定有关系,对,你说训练一小狗这么训练它也不会犯什么错误。

杨澜:但是这种训练其实也带来挺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黑和白固然有,但是大量的是灰色嘛。

崔永元:我到九十年代的时候才知道。

杨澜:在这之前都认为好人还是坏人。

崔永元:对,对。

杨澜:先问啊,就像看电影一样。

崔永元:我觉得特别明白,而且我觉得朋友不会背信弃义,是吧?你身边跟你好的人,他不会陷害你,我都是特幼稚的这么想,后来真是的,九十年代以后,所有的事都在我身上演了一遍,我才发现,原来谁都可以骗你,谁都可以不守信用,谁都可以不恪守底线,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最绝望的。

父母的教育和老电影中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是架构崔永元精神世界的核心。在书中,他曾这样写道:我很幸运,赶上了英雄辈出的年代。而我的英雄情节旧得发黄,赶上大晴天,总要端出来晒晒。在老电影的世界里,有崔永元的梦,这些梦在《电影传奇》的栏目中,一个个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杨澜:你在做电影传奇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寻找到一点让你安慰和温暖的力量吗?因为你好像说看这些老电影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为什么?

崔永元: 因为这个老电影我都快背下来了,所以我看电影无所谓看情节,看故事了,我每看一个电影你随便说一个电影说一个人物我就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他有过什么样的委屈。因为一直喜欢嘛,所以一直琢磨一直研究,我觉得那些东西给我温暖。

这个常常睡不着觉的小崔,却把梦都做到了《电影传奇》里去了。每当他正儿八经,像模像样地扮演着杨子荣,王成,施洋大律师的时候,不知道电视机前同样热爱老电影的观众们会发出怎样的议论和感慨呢?

杨澜:但是我觉得你的确浪费了很多胶片。

崔永元:这个当时确实有一些,也有一些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比如石挥那是中国最好的表演艺术家,我当时请姜文来演。

杨澜:人不来?

崔永元:我电话里跟他说,他就哈哈,笑,你笑什么?我说,你有什么可笑的?你来不来?他说兄弟,别的行,石挥我可不敢演,他说那个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咱演不了。对对。后来我一想那姜文不演那谁还演?

杨澜:那只能你自己演。

崔永元:那没人演,所有人演都会觉得露怯,我说反正我。

杨澜:只有一个就是满处露怯的人。

崔永元:我也不是个演员,干脆就我演吧。

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主持人论坛上,小崔曾经做出如此的评论:我们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做节目,可能都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当你有一个好的创意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人想伸一把手,帮帮你,管管你,支持支持你,教育教育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出好节目来,那他真叫是好男儿。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本不是他的原创,可他却非要担当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媒体会把他称为病人的原因吧。他自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英雄情结,就是说哪怕你不是我说的,那我认了又能怎么样。

他的医生曾说过一句话,小崔要是没有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而小崔自己则说:我要是把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你说他懂不懂事故呢?他那么聪明。他能不懂吗?他只是不愿意。而且他看到一些不理想的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得特别的非功利的那种干净,他就要说。

如果说他自己能够想得通,放得下,也不至于会生病、会得抑郁症。一个转型社会中的种种扭曲和痛苦,在别人那里只不过是几句牢骚,而到了小崔身上就成为在无数不眠之夜死死压住他的问题。是社会病了,还是小崔病了,抑或两者都病得不轻?

杨澜:在社会当中,我觉得现在的确是。即使人们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通常也不会说出来,就觉得说出来会被别人笑话的,而你呢,我觉得真的是很认真地在为这个社会担忧一些事情,一方面觉得挺可贵的,有的时候觉得挺心疼的,真的就是,这人自己活着,每个人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何苦呢?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在干不好的事,但是越干势力越大,所以很多人忍气吞声,就不敢说。干坏事的这些人就心安理得,特别舒服……我应该做一个搅局的人。

杨澜:但是你今天,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宽容的时候,你再回头想这些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些人也是他们的弱点,有的时候一个人背叛别人或者欺负别人是因为恐惧。

崔永元: 我觉得根本不想那些人,我只想这个社会,我忽然意识到这是社会在进步。

杨澜:为什么?

崔永元:因为新加坡,英国,美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这一段,这一段迈过去就好了。

杨澜:就是说原则出现混乱的时候。

崔永元:对,对。

杨澜:必要的、社会的、价值的标准出现混乱的时候。

崔永元:旧的体系打乱了,新的体系没建立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杨澜:所以我原来当看你做《电影传奇》,或者看你去做《长征》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担心,我说小崔不会认为要回到过去更好吧?

崔永元:小报记者就故意这么诋毁我,他恨不得说。

杨澜:就把你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崔永元:恨不得说我喜欢文化大革命,我希望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他故意的这样,很多读者可能也不明是非,觉得我真的是这样。

杨澜:你看到以后是什么反应?你还会愤怒吗为这样的评论?

崔永元:我特别想跟他谈谈,真的,我不想报复他,因为我不是你写的那个样,你理解错了,不是那个意思。

杨澜:你觉得你希望一个传媒的世界是在怎样的发展?你会对什么样的东西是抗拒的?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传媒必须要有责任,真的,说白了,他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不能蒙纳税人玩,对吧?你肯定要负这个责任,负责任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非常简单,传媒就三个字:真善美。真就是诚实,我们现在传媒胡说八道,我经常看到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打的人物专访。

杨澜:当然这个体制和规矩有完善和不完善之分,如果要因此烦恼你会永远烦恼下去的。

崔永元:不,这是一个责任,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或者他们不因此烦恼,但是总要有人-

杨澜:来为之烦恼。

崔永元:替他们烦恼,我就是那个角色。

其实,小崔并没有媒体上描绘的那样愤世嫉俗,从放弃《实话实说》的繁华热闹,到一头钻进《电影传奇》的昔日情怀,那个走过长征路的小崔更懂得耐心和宽容的重要。其实,现实世界里有黑有白,但更大程度上是灰,深浅不一的灰。他有他特别常人的那种,那一面。比如说会表现出一种父亲特别过分的一种柔情,比如说他对他女儿的那种牵挂呀、那种爱呀。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她经常在电视机前看各种各样的颁奖典礼,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爸爸,为什么没有你?

杨澜:当一个人对一个世界感到悲观的时候,他通常会很担心自己孩子的未来,我觉得当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对这个世界就必须感到乐观了,不然的话无法生活下去,你的女儿也挺大了,在这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对她的未来的一种期待,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改变?

崔永元:昨天晚上11点她还没睡觉呢。

杨澜:哎哟,干吗?

崔永元:写作业呢。

杨澜:哎哟,可怜。

崔永元:因为要考试了,我能做什么呢?我也不能不让她复习啊,我也不能不让她考试。我能做的就是跟她说,无论你考70分还是考100分,爸爸都爱你。因为爸爸看你每天都很努力,每天都趴在那儿写作业,然后离那么近,把眼睛都写坏了。我说爸爸都是爱你的,我希望你没有压力。我语重心长地跟她说这些话,你知道吗?实际上她一点压力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压力。她经常考完试给我打电话,爸爸我的成绩出来了,我说是吗?我那个语文考了99.5分,我说祝贺你,她又问,爸爸你几点回来啊?晚上?我说还有一门的成绩呢?她就说,还有一门成绩还没出来呢。我说出来没出来?她说没出来。我说不可能,明天就要放假了,怎么罗辑思维会没出来呢?她就说了,好像是70多分。

杨澜:先报喜再报忧,你女儿心理素质比你好。

崔永元:她是那样的,有一天我们从家里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手里拿着两个东西,我说你拿着什么啊?她说,妈妈的戒指。

杨澜:天哪。

崔永元:她拿着她妈妈的两个戒指,我说你干什么呀?她说我们同学要。

杨澜:天哪!

崔永元:她没有任何概念。她刚上学的时候一星期做五天值日生。

杨澜:你也别让人家太受气了。

崔永元:这不是我让她做的。

杨澜:她愿意做。

崔永元:但是我怎么跟她说呢?你说这事?

杨澜:就是。

崔永元:我说凭什么咱要做五天呢?你就做一天,其他让别人做。我感觉特像对着那些老百姓,我怎么跟她说呢?

杨澜:当她有一天要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当你做五天值日别人就觉得你活该做五天值日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开导你女儿呢?

崔永元:当时是她自己改的,她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不想每天做值日了,我说你想怎么样呢?她说我想一个星期就做两天。两天其实还多了一天。

杨澜:还多一天呢。

崔永元:你这就对了,我说,我认为这个做值日是老师给每个人的劳动锻炼的机会,你把别人的机会给占了。

杨澜:剥夺了,不好。

崔永元: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锻炼的机会,我这是说瞎话呢。

杨澜:也不算说瞎话,其实这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我觉得你要让你女儿了解到真实的世界,要不然有这么一个长着理想主义脑壳的爸爸,把女儿也给弄得……

崔永元:我有一次在家里看电影,电影频道播《五朵金花》,然后她看我看得津津有味,她也陪着看,一边看,她一边说,爸爸这个电影真好看。她说的,她说了两次,然后我挺伤心的。

杨澜:为什么?

崔永元:因为我觉得她不会觉得这个电影好看,她想让爸爸高兴,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她这样,从小看人家眉眼高低,是吧?迎合别人。后来我说,没你的动画片好看,我为的就是不让她有这种状态。

杨澜:我觉得做爸爸妈妈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单纯的时间越长越好,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觉得他们要是太单纯了,将来也挺吃亏的。所以在你的身上那么一个认真的人,我觉得可能这种矛盾比其他家长更痛切一些。

崔永元:我觉得可能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像她这样的人特别多,占社会上的绝大多数,复杂的这一批,我就是唯一活着的了,都过去了这批人。

杨澜:什么叫复杂的这批人都过去了?就你复杂了?

崔永元:对,就像我这么复杂的,这么愤世嫉俗的这批人都死的差不多了,我觉得,然后新成长起来这拨,就会像我女儿这么单纯。这次《我的长征》我们的几个大学生特别可爱,我以前很烦这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

我们那个旗手叫张浩然,21岁,是个大学生,他举着那个红旗大概走了有五千公里,在这之前一直他举旗,我每次去我都看他举着旗子在队伍前头默默的这么走。

我做不到,我体力做不到,我能力也做不到,我觉得我总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这个红旗推出去,但那大学生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举着,他非常可爱啊,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人不多,真的不多。

杨澜:你曾经遇到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

崔永元:走穴。我给那个楼盘剪彩最高价开到了一剪子50万。

杨澜:你为什么不去呢?

崔永元:我觉得我抵御不住。我是没法抑制自己的一个人。所以我想一旦我爱上了剪彩之后谁都拦不住我,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别碰它,别沾这个事。到今天我坐在你面前我还告诉你,我还是非常爱钱的。真的,我就是不敢用这种方式去挣。

杨澜:你有很长期的朋友吗?听说在《我的长征》快要结束的时候,你突然有一天有了感触,打电话给自己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人,感动得人家还放下手中一切,跑到路上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崔永元:他就是那个《实话实说》的制片人,他叫海啸。当时我们俩这么小一块儿长大了,然后我病了以后我不做了,就把这个权力移交给他了,我觉得我让你当的制片人,你得听我的,他不听我的,他按照自己的做,我就不理这个人了。

杨澜:你就急了?

崔永元:急了,我后来在《我的长征》路上,我有的是空闲的时候,我想嘛,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错了,就是我,他根本没有错,我有什么权利阻止一个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发展一个节目呢?甚至你连试的机会都不给人家?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好象有些事我想明白了,我说是我不对,是我错了,他一听他坐飞机就飞过来了。

杨澜:你看看说明你是多么一个让人畏惧的人。

崔永元:是。

杨澜:你只要这样一点点的表示妥协和理解,别人就会感动得到这样的程度。

崔永元:这个其实不是最可怕的,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对,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杨澜:你会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很孤独的旅程吗?

崔永元:不应该。我觉得那完全是自作自受,是我自己把自己弄孤独的,我想我换一种生活方式,就会不孤独,也就会让整个生活丰富起来,快乐起来,我现在正在尝试。

杨澜:非常感谢你,小崔,接受我的访问,谢谢。

崔永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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